此文原发于2021年1月，原文中预言的都已变为现实。今天重新整理一下，再发出来，以供广大企业界人士借鉴。
智商（IQ）、情商（EQ）与逆商（AQ），是专家提出的衡量人的个体综合能力的三个重要指标。按照定义来说，智商是指专业相关知识、逻辑思考能力、学习能力等，简言之就是你的知识储备量和分析研判能力，主要来自于父母先天遗传和后天的学习积累；情商是指情绪调节和应变能力，最重要的包含人际关系的解决能力、环境适应能力、对生活的态度特别是“三观”等等；逆商从情商中衍生而来，是指应对挫折的能力，主要体现为适应困难与绝地翻盘的能力等。这三者的关系，其实相辅相成。智商是根本，情商又反过来影响智商的发挥，而逆商促进你的人生最重要阅历的积累，每次的攻坚克难，都让你的综合能力发生质的飞跃。比如同志每“遇大事有静气”，从而屡次于险境中脱困，就是逆境中的情绪调节能力高超，从而激发智慧超常发挥的表现。本文以马云为例，阐述作为商业带头人的企业家，应该具备怎么样的“逆商”。
近几年来，马云的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，最初起因于他在公开场合的“口无遮拦”，比如“996是福报”、“巴塞尔协议老龄化”等。马云创业起始的年代，正值我国改革甫初，百业待兴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急需一批“带头人”作为骨干力量。时势造英雄，这时候，谁只要敢闯、敢拼，不是太糊涂，大多数都能捞到“第一桶金”，刘强东、马化腾、王健林、任正非等莫不如是，这是由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所决定的。马云属于开拓型的一类人，他不安于现状，积极进取，肯动脑找寻人生际遇，能收能放，能上能下，这是他在情商方面的优势。
改革的快车来了，只有“马云”们准备好了，所以他成功搭上了这趟快车，才有了后面的一路高歌猛进。但是，马云被成功的光环笼罩之后就产生了错觉，主观上感觉自己无所不能，觉得自身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决。从他在2020年10月24日外滩金融峰会上的那番发言来看，表面上好象很有前瞻性、创新思想，但其实凸显出他在社会阅历上的缺失。创新固然重要，但是方法更重要。固有的金融系统，虽然类似“当铺”模式，但是那是最稳妥的机制，如果象马云所想的那样，把大部分社会财富轻易地托付于虚拟的数字平台，完全依赖于由大数据支撑下的“信用”体系，那么，就会脱离现实，最终必然败于人性。后面几年的阿里集团的发展，以及社会信用经济的发展，不正验证了这一点吗？而且，把国家财富和人民福祉集中在高速流动的网络中，不仅冲击了实体经济，弱化了国家基础，而且极易被别有用心之人“收割”。反观西方国家，一直对本国的数字化的经济不够“热心”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国家经济必须要以实体为基地，数字化的经济只应作为辅助，于是，西方把高端的实体经济放在自己家里，而把低端实体经济和虚拟金融扔给别国，用来为自己服务，这是马云没看到的。马云的观点，其实折射出他的内心深处渴望标新立异，渴望变革旧有金融体系，为世界金融秩序确定新的“马云”标准，但他没有认识到，创新不是靠冲动，而是要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全面的掌握之上，企业家不是游离于国家之外，必须要服从于经济建设大局。
这里举一个共享自行车的例子，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的发明创造。自行车的历史由来已久，后来被机动车取代。再后来，由一个有梦想的女生再度推出，并美其名曰“绿色出行”，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新东西并不全是好东西，任何一项发明创造，从提出构想，到建立模型，到试点论证，到最后全面普及，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、专业的过程，尤其是涉及到民生，既要考虑眼下，也要考虑长远。很显然，共享自行车的创业团队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和专业精神，只是凭着一股新鲜劲和致富的冲动去做，然后，恰好迎合了大众在经济大潮背景下对新生事物的神秘感、新鲜感，所以初期当然是一路顺风。摩拜单车的发展历史很好地诠释了“理想主义者是如何脱离现实的”，开始几年大赚特赚，往海外扩展市场，后面市场萎缩，直到严重亏损。那么，这里简单剖析一下它失败的原因。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化，城市的生活空间相对越来越紧促，这时候，人民大众最需要的是扩展生活空间而不是挤占。共享自行车特别大程度上挤占了城市生存空间，特别是大城市。真要“绿色出行”，应该在不挤占生活空间的前提之下，从现有的交通入手，显然，相关决策人没有想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而且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真正用得上自行车的大都自备了，用不着的则可有可无，有就用一下，没有也不影响什么，谁也不会真的嫌那“最后一公里”太累。而且，大批自行车随意露天放置，维护管理是一烦，且卫生状况极其糟糕，一旦有公共卫生事件，共享自行车瞬间变成一个主要的传染途径，更不用说大众的公共道德水准还没有到相应的层次，丢失、损坏何其多。开始几年能赚钱，是因为国内庞大的人口红利和时运，后面亏损主要是因为忽视消费者实际的需求，所以一旦新鲜劲儿一过，不切实际的弊病就会显露；往海外扩展失败是因为国外的国情不同，是决策者不注重考察市场的必然结果。为便于理解，这里不妨再举一个“三国”时期的例子作为对比。蜀汉建兴九年（公元231年），诸葛亮四度北伐，为便于后勤运输，发明了一种叫做“木牛流马”的运输工具。以当时的科技，不可能造出我们今天的先进机械，但是，诸葛亮根据行军沿途的地形，把简单的木工手艺进行组合，创造性地发明了纯木质“机器人”。祁山山脉位于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四川盆地三大地质带的交会处，地形复杂，可谓是连山秀举，罗峰竞峙。在这样的山路运输粮草，没有适应地形的运输工具，是十分艰难的。结合史料分析，所谓“木牛流马”应该主要是类似于独轮车，并结合盘山索道组成的总系统，细节不讨论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总系统，是纯粹的木工手艺的创造，包括能够在山地上行走自如的“小推车”和索道两端用于传动的齿轮，科技含量并不高。这才是真正的发明创造，前无古人，非常贴合现实需要。试问当时，除了孔明，还有谁能想出来？这套运输工具只是思维角度作了一下巧妙的变换。对比我们现在大城市的交通拥挤，不管是限号还是限行，都是杯水车薪，治标不治本，其实呢，要解决拥挤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只需思路的稍作变换，并不是特别需要多么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，不多说。再看共享自行车，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换了一下外型包装，再加上一点现代科技的智能感知，事先没有经过对城市生活的细致考察，便匆忙上马，发展到后来变成了“鸡肋”，“食之无味，弃之有味”，最后遗留一堆问题给社会。事关国计民生的发明，不可轻信于人。马云、马化腾、王兴都没有看清共享自行车的实质性问题，花巨资去“引流”，最终引来的只会是一股渐渐枯竭的“水流”。从马云试图花46亿元收购摩拜单车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，他盲目追求标新立异，虽然务实但是抓不住重点，敢于打破但是不通时务，这也是他的“无人超市”构想破产的根本原因。经济是国家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，经济的背后是政治，政治服务于民生，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政治与民生的大环境去发展经济。理想主义本身不是坏事，有梦想才有未来，但是如果不切实际地去实现理想，最终必然会四处碰壁。
理想主义，其实是情商过滥的表现，因为经验学识积累不够所致。作为企业家，若能够自己平时多修炼内功，多涉猎各领域信息，知识面扩宽了，眼界也会随之提高，涵养提升了，心境也会格外不同。以马云来说，如果他平时能够认真考察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规律，研究清楚金融经济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内在特征，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跳出经济领域，用政治视角看世界，居安思危，随时随地都保持一颗冷静的心，并且，能够虚心纳谏，吸收人才，那么，也就不会有今日之窘境。
这里援引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例子。周星驰有一部经典的电影《食神》，剧情大家都知道，是说曾经辉煌一时的酒店老板，业界“食神”被阴谋算计，破产后又翻身的故事。这里主人公之所以能够翻身，在于他的逆商了得，一是破产后能够冷静思考，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；二是能够慧眼独具，从小小的生活细节中发现商机，把“撒尿虾”和“牛丸”整合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食品“撒尿牛丸”；三是能够坚持到底，吃苦耐劳，上得天堂，下得地狱，心态不错。这三点说明，逆商本质上是智商与情商在逆境中的综合运用，你既要先忍得住，不会自我毁灭，又要足够聪明，善于抓住突破口。马云的电商事业之所以能够大发展，无外乎是立足于国内大一统的局面，并率先引入了互联网所致。以改革开放发展的态势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只是时间问题，网络的便利性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，赚钱的效率会非常高，无论是电商，还是网红直播、明星带货等，均是如此。本身这就是时运带来的红利，但是马云似乎更多地认为是自己的能力非凡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更贵在有先见之明，很显然马云这样一些方面比较欠缺，如果说眼下的窘境只是绊了几个趔趄，那么，更大的栽跟头，恐怕为时不远了。
第一，沉浸在自我成功中不能自己，也不肯自拔，导致只要遇到重大挫折，就会横成横破；
第二，过去的成功只代表过去，不代表未来，以前成功是因为得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将来如果天时有变、地利不存或人心离散，大难临头只在须臾之间。他虽然善于下围棋，但是围棋只代表棋盘内的世界，而棋盘外的世界他并不太懂；
第三，阿里的产品严格来说只是国外已有东西的克隆品，不是什么别具一格的独创，更不是“木牛流马”似的思路清奇的首创。没有马云，还会有“牛云”、“羊云”等出来领军。而涉及到需要眼光格局的领域，马云表现得并不怎么样，比如他不惜花高价购买已经过时的传统手绘。这里用了“过时”二字，并非成见。传统绘画发展到数字时代，由于摄影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步，其实已经走入了困境，即使有几个传统画家想要挽回局面，但由于手段僵化，所以必然徒劳无功。今天的传统美术犹如“国王的新装”，只待一个率真的孩子戳破，它退出文化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，具体请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《数字美术-新艺术革命的‘吹哨人’》。可见，马云是领军型人才，是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，但不是真正的创新型人才或者只能算半创新型人才，他并没有破旧立新的智慧和手段。他建立蚂蚁金融体系，只看到了用“一根杠杆撬动地球”所带来的收益，却看不到给社会经济埋下了巨大隐患，最后必然为社会所不容。
逆商在企业家内在素质的构成中居于“底线”地位，也就是说是保底的本事。如果主要以资历、头衔和知名度为依据，凭想当然选拔一些社会“名流”，象专家、明星、主持人等，作为高层管理人员，就非常有可能会出现“硬把小脚套上大鞋”，最后导致企业的快速衰落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？马云退二线之前，选择了CFO张勇作为继任者，其实这是一大败笔，这是我三年前的预测。历朝历代，接班人问题都是很重要的，过去有秦朝15年、隋朝38年，都是毁在接班人上。对于阿里这样规模体量的企业来说，CEO必须是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，在这个复合型的构成比例中，综合能力应该重于财务、技术等专业能力。企业的最高决策人，首要要具备的不是经营能力，而是避免翻船的能力，然后再是赚钱。虽然有的大企业也重视CFO的其它业务能力，但是CFO毕竟要以财务为主，与那些在一线打拼，经常接触各行各业形形的人物，经常处理各种棘手难点问题，身处市场急流的人相比，财务官有什么优势可言？财务信息、技术知识只应该作为CEO管理企业的参考是依据，会管理的CEO，自然懂得如何把财务、技术信息的潜力发挥到极致，也更懂得如何带领一个企业克服各种困难而稳步上升。一个企业，尤其是大企业，早晚会遇到国际国内风云变幻，小困难还好说，若发生政治、经济发展形势的较大变化，CEO的真实能力就会充足表现出来。再以华为作个比较。从任正非公开过的选拔骨干和接班人的思路来看，必须说考虑比较周全，但是华为说到并没做到，每逢变故都是胸无良策，可见其提拔的骨干，皆是浪得虚名。说到这里，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接马云的棒？其实，最适合的人，就在阿里的一线营业销售人员之中，这个不具体谈，至于蔡崇信，有点能力，比张勇强，但是要驾驭阿里这种体量的大企业，还是远远不足的。
二十一世纪的企业家，应该着眼于世纪大变局，从长远规划，加强自身知识、品质与悟性的洗炼，紧跟时代步伐，勤耕努力不辍，以理想为先导，以现实为依托，既能居安思危，又能适时反躬自省，善于识人用人，这样才可以做商路之上永不迷失的旅者。
